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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视野下的汉魏洛阳故城

发布时间:2020-04-14 16:55:04 来源:中国孟津网 点击: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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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视野下的汉魏洛阳故城 
□徐金星
  洛阳日报

汉魏洛阳故城,是迄今所知黄河流域面积最大、建都时间最长、城市形制变化最纷繁复杂、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古代都城遗址。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许多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发生在这里,许多彪炳史册的民族英才生活在这里,许多泽被后世的文化科技成果诞生在这里。

1 我国古代建都总时间最长的都城

考古资料表明,早在西周时,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规模可观的城址,这是迄今洛阳地区发现的唯一的西周城址。至春秋晚期,周敬王四年至战国晚期慎靓王以此为都,凡202年;如含周赧王徙至王城而东周君仍继续控制此处在内,则为261年。

此后定都于此的有东汉光武帝至汉献帝196年、曹魏文帝至元帝46年、西晋武帝至愍帝52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至出帝42年。全部合计为537或596年。这在我国古城中是建都总时间最长的都城。(俞伟超《汉魏洛阳故城研究·序》)

2 近代以前,全球范围最大的城市

北魏景明二年(公元501),宣武帝决定在汉、魏、晋洛阳城的基础上,扩大城市范围,修建了外郭城。新修的外郭城,东西宽10公里,南北长10公里。宿白先生在《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一文中指出:“看来,北魏洛阳规模之大,在我国历史上不仅是空前的,而且也超过了过去认为我国封建时期最大的都城——隋唐长安。”俞伟超认为,就北魏洛阳城的规模而言,“其外郭城的长、宽均达10公里,是近代以前全球所见范围最大的城市”。

3 城市形制变化最为纷繁复杂的都城

西周时的城址,地当汉、魏、晋洛阳城中部,略呈方形,“南北五里,东西六里”。东周时,周敬王曾由西周城址向北扩修此城,达到“南北七里,东西六里”,并迁都于此。秦封吕不韦为洛阳十万户侯,以此城为三川郡治,由东周城址向南再次扩建此城,达到“南北九里,东西六里”,奠定了西汉、东汉、曹魏、西晋洛阳城的规模。北魏迁都洛阳后,增修外郭城,东西宽、南北长各10公里,汉、魏、晋洛阳城成了内城,从而开创我国都城外郭城、内城(皇城)、宫城3个城圈的平面布局,以及整座都城南北中轴线的形成、将外郭城大规模辟为规正的里坊区按里坊制度布局管理、将主要市场由宫侧移向外郭城等。

“作为中国古代早、中期都城的典型代表,其经历朝代众多,年代悠久,城市形制变化纷繁复杂,对后代都城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如此独特的地位为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所绝无仅有,其历史作用是其他城址所无法替代的。”《汉魏洛阳故城城垣试掘·结语》)

4 黄河文化、河洛文化的中心

■学术思想 东汉洛阳,经学大师辈出,被誉为“经学三大家”的贾逵、马融、郑玄都长期生活在洛阳。正如戴逸先生所言:汉学(主要指以贾逵、马融、郑玄等为代表的东汉经学)、宋学(主要指以二程等为代表的理学)和洛阳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此外,魏晋玄学形成和兴盛于魏晋洛阳城;佛学首传于东汉、魏、晋洛阳城,发展繁荣于北魏洛阳城。

■史学 代表性著作有班氏兄妹的《汉书》、司马彪的《续汉书》、陈寿的《三国志》等。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文学 西汉时的“洛阳才子”贾谊、河洛颍川人晁错,都是“西汉鸣文”的代表作家。西汉洛阳人虞初被推为中国小说的鼻祖。东汉班固的《汉书》(尤其其中的传记部分)也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两汉洛阳民谣、乐府民歌、文人五言诗的出现,代表着诗歌方面的成就。张衡的《四愁诗》,“得《离骚》之神韵,是后代七言歌行的先声”。(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建安文学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应玚、阮瑀、刘桢)及蔡琰、杨修、繁钦、邯郸淳,等都是当时的代表作家。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学理论专篇论文;他的《燕歌行》二首之一,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

正始文学的代表人物是“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

太康文学的代表作家有“三张”(张协、张亢、张载)、“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等。左思的《三都赋》在洛阳完成后,“豪富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留下“洛阳纸贵”的千古佳话。

北魏迁都洛阳,出现了《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两部散文名著。

■科学技术 东汉至魏晋时期,张衡创制浑天仪、地动仪、指南车,蔡伦造纸,王景主持治理黄河,马钧创制龙骨水车、水转百戏,刘徽注《九章算术》,王叔和著《脉经》,裴秀创制《制图六体》等,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成就和高度。

5 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

作为国都的东汉洛阳,既是西域各国、各地区使者、文化人、僧人、商人东来中国的主要目的地,也是中国使者、文化人、僧人、商人西行的主要出发地。因此,洛阳便成为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以后的曹魏、西晋、北魏,洛阳均为丝绸之路东端起点。

6 客家人、闽南人先民首次南迁出发地

《晋书》云:“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五胡入扰,加上自然灾害,给洛阳、河洛和中原大地造成了极大灾难,汉人难以生存下去,纷纷南迁,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浪潮,这便是今日各地客家人、闽南人的第一批先民。

据有关资料记载,目前生活在我国南方各省(包括福建、台湾)及海外各地的客家人超过1亿,闽南人大约有5000万。“君自哪里来,来自黄河边”。客家人、闽南人(以及台湾人)“根在河洛”,自称“河洛郎”;客家话、闽南话的母语均为古代河洛语。

7 民族大融合的里程碑

河洛地区长期是汉族活动的中心区域。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制定了一系列礼乐制度,先后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其内容主要包括:禁穿胡服;改定郊祀宗庙礼;禁鲜卑语,改用汉族语言;改鲜卑复姓;改变籍贯等。

考古学家刘庆柱先生指出:“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河洛地区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集中反映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时从‘长城地带’的‘平城(今山西大同)徙都洛阳,开创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大发展的政治、文化格局,从华夏文化发展而来的中华民族文化在河洛地区被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北魏王朝所认同,河洛文化也成为多民族形成的‘国族’——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鲜卑人统治的北魏王朝徙都河洛地区,无疑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汉魏洛阳故城是黄河文化、河洛文化的产物,是“中国古代早、中期都城的典型代表”。这对我们科学规划、全面实施汉魏洛阳故城保护、展示工程,打造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河洛文化的文化高地,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